裁判概述：
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在持章人未获授权即在合同上盖章情况下，仅凭其持有公章事实尚不足以使对方产生信赖，案涉合同对持章人所在公司不发生效力。

案情摘要：
1. 浙江太平洋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对三方过去几年间的往来借款进行确认清算：该《协议书》签订后，三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算完毕，再无任何经济纠纷。该三方当事人在《协议书》及三个附件上均加盖其公司公章。

2. 另查明，抚顺太平洋公司方面加盖公章的人是当时掌管公章的黄海锋（系陆泽华外甥），浙江太平洋公司方面加盖公章的人是当时持有该公司公章的临时负责人汪建康，无法查明辽宁立泰公司方面加盖公章的经办人。

3. 再查明，案涉《协议书》及附件上加盖公司公章时，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皆为陆泽华，但由于其涉嫌刑事犯罪而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状态（三方经办人对此知情），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均没有陆泽华的签名，也均非其盖章。

4. 抚顺太平洋公司以其与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显失公平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

5. 一审法院认定不构成显示公平，二审法院认定构成显示公平，再审法院（最高院）认定虽不构成显示公平，但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并未产生效力。

争议焦点：
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有效？

法院认为：
《协议书》及其附件均加盖浙江太平洋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的公章，均没有该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业务经办人签字。该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陆泽华，其当时正处于配合有关机关调查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

本案没有证据表明三方当事人当时共同的法定代表人陆泽华事前授权黄海锋、汪建康和其他人员分别代理三方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相反陆泽华本人在恢复人身自由后明确予以否认并坚持拒绝追认。对于《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8月15日由陆泽华变更为徐楗元后表示认可，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在陆泽华恢复人身自由后不仅未予以追认，抚顺太平洋公司还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予以撤销。据此，可以认定黄海锋、汪建康分别在《协议书》及其附件上加盖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公章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在此情况下，《协议书》及其附件的效力，将进一步取决于黄海锋、汪建康的盖章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其关键在于本案是否存在该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之情形。

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至于其是否依授权真正体现公司意志，仍需进一步审查。本案中，在《协议书》及其附件签订以前，三方当事人的有关经办人员明知三方共同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陆泽华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达8个月，据此也应当知道黄海锋、汪建康等人尽管掌管公司公章但无权代表公司意志；三方当事人的有关经办人员均明知陆泽华不可能事先进行授权委托，也应当知道其签订《协议书》须经陆泽华同意或者授权委托。本案辽宁立泰公司显然不属于仅凭对方行为人持有公司公章即可相信其有公司授予代理权的善意相对人。鉴于上述明知和应知，辽宁立泰公司主张其有正当理由相信黄海锋、汪建康加盖公司公章有代理权，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应当认定黄海锋、汪建康均无权代理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辽宁立泰公司也无正当理由可以相信黄海锋、汪建康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而言，依法应属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

案例索引：
（2019）最高法民申 2898 号

相关法条：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条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41. 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

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务分析：
在“真人假章“（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加盖假公章）或者”假人真章“（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加盖真公章）等“人章不—致”情形下，如何认定合同效力，实务中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着重考察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来认定合同效力，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即便盖的是假公章，也应认定其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另—种观点则认为，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意义在于，该意思表示系公章显示的主体所为。假公章意味着该意思表示并非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反之，只要加盖的是真公章，即便盖章之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应由公章显示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盖章行为的本质在于表明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

本案中，案涉《协议书》及其附件上加盖的公司公章均为真实的公司公章，但问题在于加盖公章的经办人并未取得公司授权，经办人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同时，最高院在本案中表明，仅凭经办人持有公司公章的事实并不足以使对方产生合理信赖，对方不得以表见代理为由要求经办人所在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笔者对此表示认可，特此推荐！

题外话：本案审理过程中，《民法总则》已经生效，而《民法总则》中新增的第170条关于职务代理的规定自当可以援引。职务代理属于委托代理的一种，其与一般委托代理的不同在于，职务代理中代理人代理权的取得无需被代理人单独出具授权委托书，而是根据其职务特征判断是否享有代理权。从本案中合同相对方的举证来看，举证事项并未围绕经办人的职务特征展开，笔者以为，若有此方面证据可予以落实，本案或许会有另一番不同局面！